就在寺内内阁成立的当天，政界元老松方正义便向寺内提交了一份《对华政策意见书》，提出新的对华政策理论——“援助—提携”论，强调所谓“日华亲善”和“国际协调”，为的就是掩人耳目，粉饰其侵华野心。这样，他们的侵略政策就不用承受舆论压力，“大陆政策”可以更快更好地推行下去。
寺内正毅在上台伊始就曾透露，他会“在幕后谋求亲善”的计谋，“怀柔”中国政府，也就是给中国政府提供1亿日元的贷款，让中国放松警惕。寺内之所以敢一下子就拿出这么多钱，是因为他有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撑腰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，欧洲国家民用工业基本停滞，对外运输也不通畅。反观日本，一举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，1917年的黄金储备达11.5亿日元，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。
1916年年末，胜田主计负责制定了《对华借款方针》，其原则是表面工作一定要足，切不可像以前那样将侵略利益摆到台面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，这样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；聪明人会以“稳妥之条件提供贷款”，外表言行越“亲善”，实际拿到的侵略特权也会增加。这样的贷款明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安好心。
12月18日，寺内正毅便派西原龟三访华，以打开“借款”外交的通道。到了北京后，西原已经想好了对策，就先从“救济交通银行”入手，以打开对华借款的通道。于是，他先去见了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、银行股东会会长陆宗舆，向他们暗示说，此次奉首相之命前来，旨在实现首相的“日中亲善”。他说可以向交通银行提供500万日元的借款，只需用中国政府国库债券做担保，三年还清，利息是7分5厘，中方也不用交佣金。如此“宽厚”的条件算是史上头一遭，曹汝霖自然十分愿意和西原签这个借款合同。随后，西原又去游说段祺瑞，说什么日中本来就不该是敌对关系，“阁下如能一改前辙”，日中“亲善”之路自然就打通了，一番话说得段祺瑞频频点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