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，不到三十岁的吴梅村，是以“联捷会元、鼎甲”和“翰林院编修”身份出现的，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，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。而这次顺治十年的虎丘之会，他不同了，四十多岁的吴梅村，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，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。这次“和合之局”，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，所策划，其目的，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，精诚团结，不起内讧，使异族统治者从中渔利。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集会，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，那怯事畏难的习性相背的，但吴梅村挺身而出，担纲主演，勇于任事，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，因为，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，值得一试。
果然，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，清廷马上下征召令，克日进京。
结果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，他付出变节的代价，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，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，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的高风亮节的代价，得到的是冷遇，是漠视，是猜疑，是不信任，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，小小学官而已。早知如此，不若不降。
可你也不想想，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，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，为你开欢迎会么？于是，在京三年期间，风云谲变，如鸟惊弓，大案迭兴，惟恐牵连，旧病复发，沉疴难愈，亲友远离，处境凄凉，日子过得诚如其言，“无一刻不历艰难，无一境不尝辛苦”。他细细算了算账，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，他这个人，这个人的一生，这个人的未来，都成了零。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，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，真是输得够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