６年月，毛泽东给周士钊写信说：“我想在我们长沙创造一个自修大学（这１９２０３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）。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……所得收入，完全公共。多得的人，补助少得的人，以够消费为止。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加入。这种组织，也可以叫作‘工读互助团’。”年１９２０月间，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，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，在上海民厚南里租５
了几间房子，进行织袜子劳动，“共同做工，共同读书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”。
第二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一方面，毛泽东依然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主张，并且对现行的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教育制度多次严厉批评。他说：“现在这种教育制度，我很怀疑。从小学到大学，一共十六七年，多年看不见稻、菽、麦、黍、稷，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，看不见农民怎样种２０田，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，身体也搞坏了，真是害死人。”年，他在最１９５８高国务会议上说：“如果学校办工厂，工厂办学校，学校有农场，人民公社办学校，勤工俭学，或者半工半读，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。这是一大改革。”在制订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时，针对各级各类学校存在的问题，他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：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，凡是可能做到的，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，进行生产，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，学生实行半工半读；一切高等工业学校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需要以外，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，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；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，在可能的条件下，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，也可以同工厂、工地或者服务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