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参观晓庄的敏锐参观者对陶评论道，学生在那里的生活“简直是原始生活，不是农民生活”。陶表示同意。[63]在过上农民生活之前，有必要倒退到一种完全原始的存在。农民已经毫无异议地生活了几千年了，乃至于他们的生活是“死水一潭”。“乡村教育虽是为农民谋幸福，但从农民生活出发，能否达到目的是很可怀疑的。”陶相信他是在介绍事物的一整套新秩序，一种基于科学与实验的秩序，就它而言，广大的农民文化只不过是种障碍而已。
陶把教育家作为人民的一个拯救者角色的信念，同进步主义教育专家观并不矛盾，这些人政治上超然物外，把科学既用作教育的方法，又用作教育的内容，以改造人们的社会与经济生活。杜威本人决不反对激进的变革。他凭着对于绝对合理化设计之可能性和力量的非凡信念论辩道，应当考验传统文化的每个方面，从而实验地决定何者该保留，何者该扬弃。[64]陶和杜威的不同之处——而且是个根本的不同之处——是在于价值改变的方法。杜威坚持一次只处理一个规定好了的问题，而把握住所提出的其他一切问题，是科学探索的本性。然而，在陶对晓庄的见解中，是把一切文化先决条件一扫而光，而着手一个新的开端，毫不窒息于数千年中国传统的束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