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巨发一直生活在城市，虽然有时也能从报纸电视里看到对贫困地区的报道，但是亲眼看到这种情形，仍是感叹不已。他说：“我以前听尚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‘官家一杯酒，百姓半年粮’，我还笑他夸张，今天看到这里百姓的生活，对自己的无知真是无地自容。”
“是啊，范仲淹说‘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’，不用说庙堂之高了，就是离这儿几百里地的县市领导，如果每年省几桌酒宴也能为山区的孩子建所校舍了。”
三岭寨的村长赫木那憨厚地笑着说：“几桌酒席那么贵吗？可以建一所学校？”
庙堂太高，江湖太远，好像是老死不相往来，上边不察下情，下边不解上意，就如同生活在两极一样，听到对方的境况与听天方夜谭无二。
郑巨发问赫木那，建一所小学得多少钱。
赫木那认真地算了算说：“五六万总是够了，要是把周围几个寨子的孩子都集中一起上课的话，再加一倍也够了。”
“我给你十万块钱，可以建起来吗？”郑巨发说。
“啊，你给……十万块钱？有这样的好事吗？”赫木那疑惑地问。
“有这样的好事，”郑巨发说，“尚南是你们村的人吧？他委托我来给村子建一所学校。”
“尚南啊，他走了几十年了，听说他在大城市做了教授啦，他还记着寨子？不对啊，一个教书先生，哪来的这么多钱建学校？”赫木那听到尚南的名字，有些相信我们的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