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延安的时候，我住在桥儿沟鲁艺的对面，边区文联那里有我们一家，还有周而复、杨朔、艾青。那时鲁艺整风中有几个没地方放的人摆在那里，整风激烈时有的嗷嗷地叫，我们晚上在山上都能听到，有哭的、喊的。我就在那里种南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向日葵，向日葵长得直径有一尺多那么大呀！用炕皮土，在窑洞门前种的。
九
等到这年秋天，也就是1943年，李卓然找我，跟我说：“你到党校去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不去！”他说：“去吧，你去看看，不满意再回来，这是毛主席的意思。愿意参加就听听，不愿意，你找我再回来。”就这样到了中央党校。在党校，我的历史经审查后作了结论，由阎达开找我谈话。他说：“外部的问题查清楚了，家里的事怎么办[1]？这是一部进步的历史，但是有污点。”他说的“污点”是指在大地剧社那段历史。我回答说：“我这也叫‘污点’，那还有中国人没有？咱们一边走一边吵吧！”一气之下我就走了。三部主任郭述申是一位老党员，他来看我，临走时我也不向他辞行。后来，萧三把我的委屈告诉了毛主席，萧三跟我说：“毛主席说，青年人受点儿委屈好嘛，不受委屈不会懂事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