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业已指出，察举制的成立一方面以此前的官吏推荐制度为基础，同时也是知识群体参政的结果。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，汉代的察举制度也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行政雇员录用制度，同时它还有鲜明的“虚己求贤”以礼纳知识分子的色彩。在这一制度之下，士人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微妙。《论衡·答佞》:
假令甲有高行奇知，名声显闻，(佞人)将恐人君召问，扶而胜己，欲故废不言，常腾誉之。荐之者众，将议欲用，问佞人，必对日①:甲贤而宜召也。何则?甲意不欲留县，前闻其语矣。声望欲入府，在郡则望欲入州，志高则操与人异，望远则意不顾近。屈而用之，其心不满，不则卧病；贱而命之，则伤贤，不则损威。故人君所以失名损誉者，好臣所当臣也。自耐下之，用之可也；自度不能下之，用之不便。夫用之不两相益，合之不两相损。人君畏其志，信佞人之言。遂置不用。
此段叙述颇能反映察举辟召制下士人与政府的微妙关系。“人君”泛指州牧、郡守一类地方长官。如果士人因“高行奇知”而“名声显闻”,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之义务。士人依自己名声大小，待价而沽，择高而就；长官亦依自身之威望大小做谨慎选择。这样便出现了“屈而用之，其心不满，不则卧病；贱而命之则伤贤，不则损威”的微妙关系。这也是察举征辟制下士人与朝廷之关系的缩影。在法家指导下的秦代官僚体制之中，吏员只能是单纯的文官，“夙兴夜寐，卑身贱体，竦心白意，明刑辟，治官职，以事其君”,君臣间只是“主卖官爵、臣卖智力”的关系，绝无标榜个性炫耀名誉之余地。在科举制下，士人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“成名”取决于中举与否，此前其人格声望一般无人问津，故求职之士人当务者并不在此。而察举征辟制度与上述两种情况都不相同。长官不能仅仅把士人视为一位求职者，而是还要当成一位具有独立人格与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。于是，知识分子也就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。这就是“人君畏其志”的真实含义。